金圆券改革：本想从权贵口中夺食，却让百姓黄金细软一夜之间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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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金圆券的命运

迫于当局的高压，上海各金融机构不得不将外汇资产向中央银行登记：上海市工业会也在理事长杜月笙主持下决定，通知各会员工厂将所有金银外汇一律缴存中央银行法币金圆券。实际上，这些登记外汇多数并未被没收，在放松金融管制后又陆续归还了所有者。

真正使上海民营工商业遭到重大损失的是关于限价的规定，因为物品的生产或进货成本超过了限价的价格，按限价出售必然亏损法币金圆券。据估计，在限价期间，棉纱业售出棉纱5万件，布数10万匹，总值金圆券5.000万元，其中申新系统的损失约占1/10；毛纺业因出售损失金圆券2000万元；百货业的存货基本卖光；全市工商业总计损失约2亿元，折合100万两黄金。

9月9日，行政院公布《实施取缔日用重要物品囤积居奇办法补充要点》，规定个人和商家购买物品均不得超过3个月用量，违者即以囤积论；工厂商号存储之成品货品，如不尽量供应市销或抬价出售者以居奇论，物品没收并科1000元以下罚款法币金圆券。

此令公布后，工商业均叫苦连天，因为他们的存货被要求以限价出售，以维持市面供应，卖一件便赔一件，但又不能大量采购或采购不到限价的原料，生产因此而无法继续法币金圆券。因为限价的因素，物品价格被控制在较低水平，又因为对纸币的不信任，人们都希望将手中的纸币换成实物，加以大量游资，因此上海市场的销售一度空前活跃，各种物品尤其是棉纺织品被抢购一空用以保值。

这样，一方面是商家惜售或售空，另一方面是购买活跃，买与卖脱节，价格的攀升便不可避免，从而冲击着限价的规定法币金圆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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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30日为金银外币兑换的截止日，此时金圆券共发行95675万元，其中用于收兑金银外币约6亿元，收兑法币及东北流通券约5000万元，进出口结汇及侨汇约8000万元，其余22000多万元为国库及其他业务支出；共计约回收黄金160万两，白银801万两，银圆1683万元，美元4468万元，港币7960万元法币金圆券。

但此时已有征兆预示币改前景的不容乐观法币金圆券。

一是财政部于10月1日通令将金银外币的兑换期限延长两个月，说明兑换情况不如当局之预期，而且使当局再一次失去了信用法币金圆券。10月以后的收兑数甚少，10月全月不过收兑黄金5万两，白银103万两，银圆672万元，美元329万元，港币187万元，尚不及此前兑换数的零头。

二是自10月初起上海出现抢购潮，尤其集中在便于保值的棉纺类商品，甚至连以往购买者不多的高级毛呢料及其制成品也成为抢购对象，迫使市政府决定凭身份证或户口本购买物品法币金圆券。强令限价本来便完全违背了经济规律，限价后工厂因原料来源缺乏而减产停工；商店进货困难，只能以销售存货维持；外地物资和原料因限价而不愿运进上海，攸关民生的大米入沪数量从每日数千石剧降为数十石。

这些情况必然导致市场和民心恐慌，造成抢购，动摇限价法币金圆券。面对此种情况，蒋经国认为不能轻易变更政策，影响政府信用，仍然坚持以行政手段和高压措施严格管制，维持限价；他还决定将物资检查扩大到沪宁、沪杭沿线各城市，以免物资外逃，并使用军警力量扑灭黑市。

平心而论，蒋经国在上海以“打虎”自诩，虽不无以此立威、获取政治资本的考虑，但其表现“亲民”，从宣传到行动，起初颇令见惯了国民党官僚做派的上海市民有耳目一新之感法币金圆券。小蒋承认管制物价“相当困难”，但是“抱了一种决心，就是无论如何困难总应当做下去”，而且口称“只要和人民站在一起，什么事都不会失败”。

二、上海打虎何以虎头蛇尾法币金圆券？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蒋经国遇到了越来越大的困难法币金圆券。他打击的对象多为民营资本和社会闻人，并无真正背靠上层权力支撑的官僚资本，所以有不打“老虎”专打“老牛”之讥，不足以真正威慑豪门巨富；他自恃其来头，撇开原有行政官僚体系，自行其是。

在国民党错综复杂的派系政治生态中引起许多矛盾，上海市长吴国桢对他依靠“战乱建国"大队任意查抄物资的做法颇不以为然，一再以辞职表示不满，其他人亦是冷眼旁观者有之，盼其失败者也不乏其人，以至他有“商人可恶，政客更可恶”之感叹；他基本上依靠行政和高压手段实施经管，对各种复杂的关系考虑不够，行事有操切鲁莽之处，不仅得罪了大资本家，而且其手下任意查抄物资的举动，也使不少小商人有自危感；及至限价难以为继，普通市民原先对他的好感也在消失法币金圆券。

种种矛盾的交织演变，终以扬子公司事件而使蒋经国之“打虎”遭遇重挫法币金圆券。

扬子公司为孔祥熙公子孔令侃所办，一向因其以特权套购外汇、买空卖空、牟取暴利而为世人所侧目法币金圆券。此次蒋经国到上海实施经管，其手下多次检查扬子公司的仓库，发现存货甚多，如何处理，颇费蒋经国思量。

在众目睽睽之下放过扬子公司，对外界无法交代，也影响其公众“形象”；而要查处他的表兄弟孔公子，其难度亦可知法币金圆券。不过还不等小蒋动手，风闻小蒋要拿他开刀的孔令侃果然神通广大，他找到其小姨妈宋美龄向蒋经国说项，未能说通后，他又说动宋美龄搬出蒋介石亲自干预。

在国共东北会战的紧要关头，蒋于军务倥偬之中仍不忘徇私情，于10月8日自北平飞上海，训示蒋经国放过孔令侃法币金圆券。18日，蒋介石又就监察委员调查扬子公司的举动致电上海市长吴国桢：“关于扬子公司事，闻监察委员要将其开办以来业务全部检查，中以为依法而论，殊不合理，以该公司为商业而非政府机关，该院不应对商业事业无理取闹。如果属实，则可属令雇聘请律师，进行法律解决，先详讨监察委员此举是否合法，是否有权。

一面由律师正式宣告其不法行动，拒绝其检查，并以此意约经国切商，勿使任何商民无事受屈也法币金圆券。"扬子公司被查处事从此烟消云散。蒋介石格于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之关系，对孔氏家族这样的大官僚资本曲以维护，在国事和家事的天平上，他选择了偏向家事，令不少人为之失望，所谓“党国"前途不问可知。

查办扬子公司未果，亦使蒋经国自感无以面对公众，“打虎”“美名”不破而灭法币金圆券。他承认：此案“未能彻底处理，因为限于法令不能严办，引起外界的误会。同时自从此事发生之后，所有的工作都不能如意动了，抵抗的力量亦甚大”，“现在到了四面楚歌的时候，倘使不能坚定，即很快就会崩溃”。

“崩溃”的日子确实已经不远了法币金圆券。自10月中旬起，上海市场的限价虽还在维持，但可售物资明显不足，商人为避免损失而更加惜售，商店货架空空落落，限价亦失去其意义，币制改革已是强弩之末，有人已经公开预见“金圆券的下场也将比法币更惨"。

10月10日，财政部长王云五在美国参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大会后回国，与他20天前离开时相比，形势已今非昔比法币金圆券。王云五认为：

“经济政策之推行，固不能不兼用政治力量，但政治压力如过分行使，或行使过久，势必引起反抗法币金圆券。……此种反抗，在政府强有力之时，还不致过分强烈或逾越范围，但政府威信如有丧失，则政治力量式微，在式微的政治力量下，而影响强施重大的压力，则人民之反抗力势必超越范围，一发而不可收拾。"

他提议调整物价与工资，预结部分外汇以维持金圆券信用，但未得同意；而“国防费之不断追加，均以军事重要为词，急于星火，拒之不可，许之则负担并重"，“实为致命之伤”法币金圆券。国民党政府以高压手段维持的限价政策，终在无情的经济规律作用下宣告失败。

10月31日，行政院通过《改善经济管制补充办法》，决定粮食依照市价交易，纱、布、糖、煤、盐由主管机关核本定价，其他物品授权地方政府管理，实际放弃了限价政策法币金圆券。此后，被压抑多日的市场价格立即强力反弹，平均上涨20多倍，米价一度暴涨近百倍，从1石20元直涨至2000元。

11月1日法币金圆券，蒋经国发表《告上海市民书》，说：

“在七十天的工作中，我深深感觉没有尽到自己应尽的责任，不但没有完成计划和任务，而在若干地方上反加重了上海市民在工作过程中所感受的痛苦……除了向政府自请处分，以明责任外，并向上海市民表示最大的歉意法币金圆券。”

至此，蒋经国在上海的首次亮相和“打虎"行动，以轰轰烈烈开场，以偃旗息鼓收场，他在无可奈何中离开了上海法币金圆券。

三、币制改革最后的日子

金圆券的起始发行数量是3亿元，但到10月底已经发行了16亿元，接近20亿元的限额法币金圆券。进入11月，限价被取消，金圆券发行数额便无法控制。11月10日，央行总裁俞鸿钧致电蒋介石：“现在军政需要增加极巨，急如星火，稍一脱节，深虑贻误；而金融市面，以物价高涨，需要亦多，长此以往，超出限额迫在眉睫。”他要求“必须立予解决”。

次日，蒋介石公布《修正金圆券发行办法》，规定金圆券的发行数额另以命令定之，即承认原定发行限额无法维持，从而为通货膨胀的更趋恶性化打开了闸门法币金圆券。该项“办法”将金圆券1元的含金量改为0.044434克，即一举贬值80%，与此相适应，金圆券与各种硬通货的官价兑换比例均有较大幅度之下降。

至此，币制改革实际宣告失败法币金圆券。币改的主要设计者王云五也成为众矢之的，不得不提出辞职，可是谁都不愿轻易再接这个烂摊子。11月7日，蒋介石只好致电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称：

“王财长坚辞，以情势论，实无法再留法币金圆券。此时只有望兄兼任财长，期度难关，……此时最急者为先任命财长，使财政经济急务可以如常进行，不致以无人而中断也。”

但俞鸿钧不愿再为冯妇，曾任财政部次长的徐堪被说动，于11月11日接王云五任，使财长职位不至空缺法币金圆券。此后，行政院长翁文灏亦因“币制改革完全失败”而请辞，11月26日，蒋介石任命孙科出任行政院长。

11月20日是法币收兑的最后期限，因为收兑点和兑换时间有限以及交通不便等因素，至17日估计共收回法币235万亿元，占发行总数的35%，东北流通券13000亿元，占发行总数的41%，共计兑出金圆券8287万元；估计最终仍有1/4左右，即180万亿元的法币未及收回(折合金圆券6000万元或黄金30万两)法币金圆券。收兑的金银外币总数约为19000万美元，约占国内全部保有量的1/5，其中大部分为普通百姓所兑换。

无论是部分法币最终未能收回，还是金圆券兑出后的急剧贬值，都是当政者对民众的盘剥法币金圆券。

素有民间舆论风向标之称的《大公报》评论说：

“因为改革币制，因为限价政策，因为物价强抑而复涨，全国人民消耗的元气是太大了，上海工商业所受的损失，不过是其中较为显著的一例而已法币金圆券。但是从其中获到利益的究竟是谁呢?"官僚豪门并不因币改而受损失，“不是逍遥海外，即是倚势豪强如故”，还可借此发一笔“国难财"；资本家大户受了相当大损失，但他们毕竟有一定的承受力；真正在币改中遭受难以承受的损失的仍是平民百姓，升斗小民以历经艰辛而积存不多的金银外币换回的几张金圆券，因急速而剧烈的通货膨胀转瞬即成废纸，他们的所有家当几乎在一夜之间化为乌有。

著著名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储安平尖锐地批评法币金圆券了币改对百姓的盘剥：

“多少老百姓的血汗积蓄，就滚进了政府的腰包里去法币金圆券。政府拿这些民间的血汗积蓄，去支持他的截乱，使所有国家的一点元气，都送到炮口里轰了出去!”“一个只要有点良心的政治家，对此能熟视无睹，无疚于吗?”他直截了当地批评国民党政府的统治，“七十天是一场小烂污，二十年是一场大烂污!烂污烂污，二十年来拆足了烂污!"

国民党进行此次币制改革，有多种复杂的因素在起作用法币金圆券。首先是法币濒临崩溃，不改无以为继；其次是财政一筹莫展，可借币改获取硬通货，以民间资金支持战争；再次是稳定后方经济形势，并将有产阶级拴在内战战车上。但是，不仅外界普遍不看好币改前景，认为“如内战不停，财政收支绝对无法平衡，则通货又将继续膨胀”，币改即为换汤不换药，而且在国民党政府内部对币改时机与成效也有不同意见。长期主管政府财政金融，但时已不担任实际职务的孔祥熙认为，币改“既无充分准备，又未增加生产，且强征民间黄金外汇，不顾商情成本，限价勒售，强迫执行。凡此种种，均大失人心。”

因此对国民党而言，此次币制改革有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意，所谓不改革是拖死，而改革不过是速死法币金圆券。总之，此次币制改革不仅未能挽救经济的崩溃，而且国民党在其统治重心所在的城市中彻底失去了人心，在上自资本家下至平民百姓的眼中，国民党政权已经成了无论谁当政也较其为好的再糟不过的政权，其垮台已经指日可待。

对于此次币制改革给平民百姓造成的痛苦，当政者也不能不承认法币金圆券。

四、对于百姓的盘剥与危害

11月8日，蒋介石在中央党部演讲时，对于民众“将他们血汗换来的金银和外币，缴兑金圆券，现在因为物价波动，因而遭受财产的损失”而“特别表示遗憾”；同时，表示“政府一定要本着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原则，采取有效的措置，给予他们以安慰”法币金圆券。

所谓“安慰”，就是在11日公布《修正人民所有金银外币处理办法》，重新准许民众持有金银外币法币金圆券。

19日，财政部发布公告，规定凡定期存款满一年以上者，可在到期时兑取金银，但限三个月存兑一次，每次存兑金额限黄金一两法币金圆券。22日，上海、南京、重庆、广州、汉口、天津、北平7城市首批办理金银存兑。因为办理单位少而兑取者众多，场面十分混乱，几至失控。

12月23日，上海发生挤死7人之惨剧，黄金存兑因此暂停法币金圆券。在增加存兑所、加收平衡费之后，1949年1月5日，金银存兑又在上海和南京恢复。至1月16日，共兑出黄金48.6万两，银圆644万元，大约相当于币改期间收兑黄金银圆总额的1/4左右。

1月16日以后，金银存兑又改为发行200万两黄金短期公债，直至5月20日最后停发法币金圆券。不过，平民百姓在币改中所受之损失并不因此“小恩小惠”而弥补，此等出尔反尔之规定，更凸显政府之朝令夕改、不守信用，除了增加民众对政府的强烈不信任感之外，对于挽回民心毫无作用。

五、币制改革的影响

1948年9月24日，国民党军在黄河以北之军事重镇、山东省会济南失守；接着，国共东北会战以国民党军失败而告终，东北地盘于11月初尽失，全盘军事形势急转直下法币金圆券。蒋介石此时已不能不作退守台湾海岛的准备，保留更多的金银外汇硬通货，已经成为币改的重要目的，甚至不再被轻易用于前途无望的战争。

11月底，蒋介石下令将币改中回收库存上海之金银外汇转运台湾法币金圆券。

12月1日，774箱共2004459两纯金自上海起运去台法币金圆券。直至1949年5月17日国民党军自上海撤守前，还从中央银行提走黄金19.2万两、银圆147万元。当月中央银行在台湾的存金有2294207两。这些金银对国民党退守台湾后稳定经济形势起到了重要作用，如蒋经国所言：“政府在播迁来台的初期，如果没有这批黄金来弥补，财政和经济情形早已不堪设想了。”

币制改革失败后，金圆券发行数量如脱缰之马，贬值速度之快更是创下世界货币史的奇观法币金圆券。至国民党军自上海撤守前夕，1949年5月24日，金圆券发行数达到了679459亿元，再加本票145706亿元，共825165亿元，为其最初发行限额的41000余倍。

与此相对应的是物价狂涨，1949年5月上海的物价指数为1948年9月的500多万倍，9个月的上涨幅度接近于前12年的总和法币金圆券。5月的最高米价为1石3亿元，黄金1两兑价接近50亿元，美元1元兑价超过8000万元。金圆券“信用日益低落，各地纷纷自动以银圆、外币、黄金乃至实物等计值交换或流通，若干地区已视金圆券为废纸"。

1949年1月，李宗仁出任代总统法币金圆券。为了解决支付问题，2月25日颁布《财政金融改革案》，规定军事费用以银圆为标准计算，军粮和军服以实物计算，进口税以关元计算(1关元合0.4美元)，货物税中的棉纱、火柴、水泥、卷烟、食糖等改征实物，这意味着国民党政府也不再承认金圆券的价值。

1949年4月中共大军渡江之后，国民党政府统治地域不断缩小，金圆券的使用空间也越来越有限，“多数地方已不通用，即在少数尚能通用之城市，其价值亦逐日惨跌，几同废纸”(重庆的金圆券价值惨跌至15亿元才能兑换银圆1元)，“各地民众多以旧时银圆及其他硬币为交易媒介，或实行以物易物，各国营事业及税收机关亦多拒用金圆券，改用硬币"法币金圆券。金圆券还未及被正式废止，就已经变成了废纸。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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